老婆在讀心理學。現在要她教我心理學。她說人不是理性的動物，人只是理性化的動物。人會在進行一些荒謬的行為後，再將其理性化，再將它當成是理性的。
她問過我一個問題：為何當有一個女士被人強姦，人們會指責受害者暴露、扭屎忽花、獨自夜歸引人犯罪，而不去指責施暴者。 ((是出自 Carli 及 Schneider 的兩個研究。Carli LL.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Hindsight, and Reactions to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9;25: 966-79 以及 Schneider LJ et al. Effects of victim gender and physical vs. psychological trauma/injury on observers' perceptions of sexual assault and its aftereffects. Sex Roles 1994; 30: 793-808.))
這是因為我們心底裡對強姦及社會上潛藏的施暴者的恐懼。假如我們指責女士引人犯罪，我們是在「誤導」自己，我沒有暴露、扭屎忽花、獨自夜歸，故此我不會被人強姦。假如我指責施暴者，那即我相信一個好人好姐，就算沒有引人犯罪，施暴者都是會對她施暴。即是終有一天，就算我我沒有暴露、扭屎忽花、獨自夜歸，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 ((後來我們將這個現像叫做公平世界假設 Just-world hypothesis 。即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一個人發生不幸事情，全因為他本身的問題。詳見：Lerner MJ, Simmons CH.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 Pers Soc Psychol. 1966;4:203-10.))
假如借用這個套路，為何會有人指責六四學生的所謂錯誤。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學生領袖能夠逃出會是一個甚麼的錯誤。當年他們要忘命天涯，經過兩位香港人進行黃雀行動協助才能逃出中國。此外有些學運領袖如王丹、劉曉波，他們是被抓著入獄。無數人被秋後算賬。劉曉波至今天，仍因為持不同政見，而不停出入監獄。現在他因為有份簽署零八憲章，而被當局拘押。)) 為何有人追究學生的責任而不去追究殘暴政權的屠城責任？用心理學層面解譯，他們是在誤導自己，假如自己沒有進行學生所做的東西，殘暴政權就不會開槍殺他、開坦克輾斃他。這都是出於對殘暴政權的恐懼。假如那些人像廿年前滿腔熱血的香港人那樣指責殘暴政權的暴行，就是相信殘暴政權原來是會向手無寸鐵的市民開槍屠殺或以坦克輾斃。這種心底裡的恐懼，估計在香港回歸後更強烈。以前都可以說我們不是被這個殘暴政權管治，現在香港實質上是這個政權的傀儡政權。開槍屠殺或以坦克輾斃這些事情，更有機會在香港發生。
有些人選擇逃避不語，這是一種最無奈又最消極地面對恐懼的方法。最無恥的，是為殘暴政權塗脂抹粉的那些。